黃應士表示，創立該計劃的構想，最初源於自己於1965年參加的「史丹福大學新聞工作者訪問學人」計劃。當時，黃應士進入新聞界已近十年，他獲上司推薦成為第一批史丹福大學新聞工作者訪問學人中的一員，卸下報社的工作，用四個月時間重返校園進修。

他指，記者的生活每日都要面臨死線，並需要經常處理負面新聞，例如致命的意外等，多年累積下來，「個腦袋好攰」，視野亦變得狹窄。黃應士直言，若非有訪問學人的機會，讓他有時間停下來休息，「我唔會喺呢行last（堅持）咗50年」。

在史丹福，黃應士選修了許多關於中美關係的課程。又由於正值越南戰爭，他專門選修了東南亞歷史、殖民主義等課程。他憶述，在擔任訪問學人期間，每隔兩個星期，就有機會與各行業的翹楚見面交流，例如政客、新聞機構老總等，「那時的KOL（關鍵意見領袖）是州長、市長、《紐約時報》總編輯，（美國）國務卿都有來過」。至於他選修的藝術史課程，則令他後來在從事圖片編輯的工作時，更加得心應手。

「我們可以選修想上的任何課程，沒有學分，沒有考試。這段經歷對我來說非常好，所以我覺得，為什麼不在香港做相同的事情呢？」懷着這樣初心，黃應士在自己參加新聞工作者訪問學人計劃半個多世紀後，終於在香港開設了首個同類型計劃。

黃應士提到，在訪學期間，他亦非常珍惜與其他訪問學人之間互動、聊天的機會。與黃應士同期參加訪問學人計劃的新聞工作者，幾乎都與他一樣，在項目結束後繼續留在新聞界，並最後成為各大報章、電視傳媒的總編輯。因此，黃應士決定，參加訪問學人計劃的新聞工作者，必須要承諾，在完成計劃後，繼續為所屬的新聞機構服務一定年限。

對於本港新聞機構是否應該支持員工參加訪問學人計劃，黃應士認為要「睇長線」。他舉例，香港的新聞機構一般有60至100人左右不同職級的員工，「你只需要放其中一個人四個月的時間，這難道不可行嗎？」黃應士續稱，成為訪問學人需要經過嚴格遴選，若新聞機構中有人獲選，這不單是對個人的肯定，更是對於新聞機構的肯定，而訪問學人回到新聞機構中，也能夠作出回饋，「和同事分享他們學到的東西」。